若许闲乘月,无时夜叩门 ——西南边疆语言文化专家毛宗武

2020年11月20日 09:38  点击:[]

校友简介

毛宗武,广西永福人,1945年毕业于桂林师范学校,中国当代著名苗语、瑶语学家,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奖。2019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毛宗武先生生于1926年12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普查苗族、瑶族和畲族语言,著有《瑶族勉语方言研究》及合著《瑶族语言简志》《苗瑶语古音构拟》《巴哼语研究》《炯奈语研究》《优诺语研究》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词典》和《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撰写了苗、瑶、畲等语言有关词目或词条,为《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制了若干幅民族语言分布图等。

2012年4月6日,老校友毛宗武(右二)向我校图书馆捐赠书籍

 

 

相关阅读

若许闲乘月无时夜叩门——西南边疆语言文化专家访谈之“毛宗武专访”

龙国贻(问),毛宗武(答)

文章以访谈形式,回顾了毛宗武先生数十年孜孜不倦、悉心耕耘的学术历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语言大调查的宝贵经验和历史往事,展现了他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和不懈追求,表达了一位学术前辈对青年学者的热切期望和殷切嘱托。(百色学院学报. 2019年01期 第49-53页)

 

龙国贻:毛先生好!您老身体康健,是我们苗瑶语后学的福气。受中央民族大学李锦芳教授和《百色学院学报》的委托,向您请教苗瑶语研究的一些问题,也请您谈谈研究经历和治学经验,这些对我们青年学者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听说您最近在思考一些重要问题?

毛宗武:很高兴见到你,恰好有些话想当面说。今天想说说一个从未提过,但却一直疑惑的问题,那就是广西金秀大瑶山的语言系属问题。我第一本书曾经提到大瑶山,但是大瑶山的语言与其他地方的瑶语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所以当时没有写大瑶山的语言,只是提到了大瑶山。人们一看叫大瑶山,就认为他们的语言一定是瑶语。在我看来,瑶族的语言很复杂,虽然我从未跟人提起过,但我认为大瑶山的语言不是瑶语,而是侗语。所以,不管是《瑶族语言简志》,还是后来写的《瑶族勉语方言研究》等,我都没有讲到大瑶山的语言,也没有收录大瑶山的语言材料(《瑶族语言简志》收录了大瑶山语言“拉珈语”—— 编者)。刘保元同志是大瑶山的瑶族,他也从事瑶语研究,我的瑶语研究的书中不收入大瑶山这个点,他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大瑶山的问题非常复杂,大瑶山与瑶族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叫大瑶山?大瑶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你们可以去调查大瑶山的语言,或者把前人调查的材料找来对比,看看大瑶山的语言材料到底是跟瑶语有对应关系、还是跟壮语有对应关系、还是跟侗语有对应关系。虽然我一直隐隐感觉大瑶山的语言是侗语,一直很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没有深入研究,只能靠你们来继续推进了。

龙国贻:您的问题非常重要,能否详细说说。

毛宗武:为什么叫大瑶山?原来在那个地方住的都是瑶族,所以叫大瑶山,但是后来发生了争斗,以瑶族离开、侗族进驻定居告终。现在大瑶山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勉瑶人了,即使有也只是少数人,而且现在这些大瑶山的瑶族也不是过去在大瑶山的那支瑶族。但这个地名没有改变,仍然被人们称作大瑶山,这些侗族人后来就被划做瑶族了。其中原委,究竟何在?要回答则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做语言的共时描写和研究,还要研究语言的历史;不仅需要从语言本身出发来研究,还要结合瑶族的历史来展开研究。通过查询古书和相关典籍,爬梳有关的历史沿革,与语言研究之间形成佐证和支撑。可以从瑶族历史的书入手,找一些有意义的材料,凡是发现与大瑶山有关的就整理出来,看看瑶族什么时候在那里、什么时候走了,侗族什么时候进入的,等等。刚刚讲的是我的个人看法,但没有根据。具体情况怎样,要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凭借历史加以判断,不能轻易下结论。可以先看看瑶族的历史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再查查地方志,把网撒大一些,也许能捞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必定是一个创见。在我国学术界,过去关于大瑶山的语言系属,没有人提出疑问,如果你们能够结合历史加以解决,那不仅是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更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遗憾的是,我年事已高,无法亲力亲为,今天提出来,希望你们能够解决。

龙国贻:民族语言的研究,不仅要从语言自身寻找答案,还需要结合民族历史等相关领域的成果,综合来考量,对吗?

毛宗武:是的。要解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要涉及到瑶语的流变和沿革,涉及到大瑶山的历史传承,必然需要将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挂起钩来。瑶族的语言非常复杂。过去参加五十年代大调查,我所在的调查组是瑶语组,我们发现并且证明瑶语(勉语)和瑶族的语言是两个概念,瑶族所说的语言,不见得都是瑶语,瑶族的语言跟苗族关系也很密切,比如跟我一起研究瑶语的蒙朝吉,他的民族成分是瑶族,但他承认自己其实是苗族,说的是苗语支语言。还有后来的李云兵也是苗族,现在也在关注瑶族的历史。当年调查的大瑶山的语言材料,虽然不是我亲自调查的,但当时所有瑶语组的调查材料统一都交到我这里,我退休后全部移交给了李云兵,你们可以找他要当时的调查材料看看。民族语言研究,材料非常重要,我利用当时我们50年代调查以及后来自己调查所得的材料,写了几本书,你们都看了吗?

龙国贻:当然。您的书,我们都仔细研读了。

毛宗武:做民族语言研究,离开材料就是无米之炊。当年调查的材料非常珍贵,你们应该找来仔细研究。我运用当时的调查材料,虽然写了几本书,但里面还有很多内容有待深入,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细致的比较,你们应该把当时调查的材料利用起来,继续好好研究。

龙国贻:最近我承担社科院民族所一项工作,需要还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语言大调查的情况,形成有关研究报告,并配套拍摄一部纪录片。请问您在当年的大调查中跑了哪些点、做了哪些材料,大调查中印象最深的事件有哪些,产生了哪些深刻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感悟?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感兴趣,很想跟您分享那些珍贵的回忆。

毛宗武:这个事情过去60多年了,很多细节不记得了,只能给你们说个大概。我是1956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下面足足搞了3年调查,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都跑到了。当时调查的点比较多,重要的都形成了材料,都写到书里面了。所以想要知道当年搞调查的具体情况,可以把我的书拿出来看一看,重要的调查点、重要的材料、重要的想法,都在其中了。五十年代调查是分工作队的,我们在第二工作队,专门负责调查苗瑶语,队长是马学良,副队长是王辅世,队部设在贵阳。工作队下面又设了瑶语分队,分队队长是严学窘,副队长是罗季光。分队下面又分三个组,我所在的瑶语组是第三组,我是组长,由我来分派任务。只要听老百姓说有瑶族的地方,我们就安排人跑去调查,那段生活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非常饱满,非常充实。当时的调查点分为两种: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很多一般调查点,调查了就形成一个报告,也就搁在那里,没有拿来研究。拿来研究的,都是重点调查的点,后来出了专著。

龙国贻:作为一般调查的点,大概是个什么调查规模,记录多少词汇,有多少语法例句?

毛宗武:那些情况,我都不记得了,有些问题你可以问我的老师邓方贵。他当时是第二组的组长,舒化龙、肖淑琴等都是他的组员。

龙国贻:好的。蒙朝吉先生曾经撰文《五十年代的瑶语大普查》,文中详细记录了一些情况。邓老师是您的老师?他可比您年轻多了。

毛宗武:那个时候,他教我瑶语啊!他是最早的中央访问团的成员,去瑶族地区访问时被吸收上来学习,语言大调查正式开展之后也参与调查。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语言调查工作开始之初,他就教我瑶语,教他自己说的话,我在他家乡住了半年,调查那个地方的语言。我最早接触瑶语,就是学他那里的话。虽然他年纪轻、我年纪大,但他是教我瑶语的老师。以前我腿脚灵便的时候,我还经常去拜访他。刚刚我说了,他跟我不是一个组。他参加的是瑶语教学组,主要任务是教瑶语,当然后来也做了调查。我们在瑶语调查组,主要任务是调查语言、收集材料,后来研究瑶语。当时的材料我都看了一遍,但也没时间去核对。凡是我用来研究的材料,后来都再次下去补充调查,校验无误后才敢使用。我们搞语言是要靠材料说话的,没有材料寸步难行,根本不敢下结论。我的《瑶族勉语方言研究》你们看了吗?

龙国贻:当然!这是我们进入瑶语研究的必读书。我最早去湖南宜章莽山乡调查瑶语藻敏方言,当时只有一个发音人会说,当地人也说不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话,我就是拿您这本书中的调查材料反复跟发音人核对,确认他说的是藻敏方言。后来又辗转到广东连南调查,我把您这本书中的记录和巢宗祺先生的记录结合起来参考。之后,我才真正开始进入瑶语研究。

毛宗武:50年代的大调查,我三年时间(1956-1958)都在做田野调查,中途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回过北京,去了很多地方,主要是调查瑶语,也普查了苗语和畲语。最早是在罗季光指导下撰写《苗瑶语简志》,当时要求集体署名,所以我们最后署的是第二工作队苗瑶语组,但实际主要撰稿人是罗季光,我辅助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入,写了《瑶族语言简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只有一个助手叫蒙朝吉,郑宗泽是后来才加入我们的。当时调查组的组长是罗季光,他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研究民族语的时间比较长,资历比较老,他当时是整个语言组的组长。他到瑶语调查组了解情况后,觉得瑶语组有我和蒙朝吉两个人就够了,郑宗泽更适合其他的工作,于是把他安排到了图书馆。郑宗泽在图书馆工作了两年,直到罗先生去世之后,才回到研究岗位,继续研究瑶语。

龙国贻:是的,2011年郑老师还出版了《江华勉语方言研究》,被孙宏开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收录,我曾去他魏公村的寓所拜访,他家中极其简陋的陈设、他对后学的提携爱护,令我印象深刻。

毛宗武:《瑶族语言简志》这本书,郑宗泽虽然做了前期调查,但因为所里安排的工作变动,所以他没有参加后来的研究,待到《瑶族语言简志》出版,我还是署了郑宗泽的名字,这本书就是你说准备追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调查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过去我们都只是研究语言,利用五十年代调查所得的材料继续深入研究语言本身,没有人去记录那段历史,其实我也曾经想过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来记录当年的事情,但时间精力有限,做不了那么多事情。当时我们的瑶语组是接受罗季光的领导,但他自己没有具体做瑶语的研究。

龙国贻:通过追溯历史,就能把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著作结合起来了。在所有研究中,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毛宗武:整体而言,我所做的就是把瑶族的语言和瑶语(勉语)的大致情况都梳理了一遍。瑶族的语言分为哪几种,各自的语言系属又是什么,都分布在哪儿;瑶语(勉语)到底是哪些民族说的语言,有哪些方言,分布情况如何。这些事情很复杂。举个例子,有的苗族说的是瑶语,这个之前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提过。我不但提出来有些苗族说的语言是瑶语,而且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贡献。

龙国贻:《苗瑶语古音构拟》是苗瑶语研究中最经典的著作,您如何评价?

毛宗武:这个没法儿评价。我对王辅世的构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后来我们俩就合写了《苗瑶语古音构拟》,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当时我跟他有些想法,就一起来写书,他偏重苗,我偏重瑶,瑶语的材料都是我自己亲自核对过的,我们两个人的研究合起来,就形成了《苗瑶语古音构拟》。这本书撰写的周期并不长,当时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我和罗季光一样没有正式退休,那时候就加班加点干活,直到写成《苗瑶语古音构拟》,我就正式退休了。这是退下来之前的最后一本书。

龙国贻:这是您最满意的一本著作吗?

毛宗武:这还谈不上。我们只是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写出来,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人提出什么意见,也没有人来跟我提意见。我主要是搞瑶语研究,客观来说,书中记录的语言材料是可靠的,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的研究提到的其实不多。我主要就是研究瑶语本身,也研究一些瑶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在这以外的,苦于没有调查材料,也就几乎没有涉及。我们所调查的就只是语言,并没有研究历史。甚至主要就是共时描写和研究,语言的历时研究做得很少。语言调查只能研究语言,但如果语言研究脱离了历史,就很难继续深入下去,毕竟脱离历史的语言研究,难免会有一些问题。

龙国贻:如果语言研究脱离了历史,会出现什么问题?请您具体谈谈。

毛宗武:我的感觉是,当瑶语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将语言和历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当年只是调查语言,没有谁把语言和历史结合起来研究,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主要意图是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怎么会去搞语言历史研究,如果当时研究历史可能还会遭到批判呢。当时主要就是为了创造文字才下去调查的,还有苏联专家来给我们上课。

龙国贻:当年参加调查的还有哪些人?

毛宗武:人员都分散了,不少人都不知道下落了。记得中南民族学院有一批人,跟我们配合起来搞调查。后来他们都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以前我还跟一个中南民族学院参加过语言调查的同志一起做过研究,他叫蒋龙,他和他爱人都是瑶族,都在瑶族组,我们一起做调查,调查结束后他们结了婚。后来蒋龙当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爱人也在政府机关工作。我第二次下去核对材料的时候,在县里碰到了他们。现在蒋龙可能去世了,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联系过。当年我们所参加调查的除了我、蒙朝吉、郑宗泽,还有卢怡常。中央民大的盘承乾也参加了大调查,也是调查瑶语,不过我们没有在一起调查过。当时跟盘承乾在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人,他们说同一种方言,那个人瑶话比盘承乾说得还要好,调查结束就回原籍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当时参加苗瑶语调查的人数也不是很多,最后还在坚持调查的大概也就是十来个人,那些中南民族学院的学生都回去了,那批学生人数不少。

龙国贻:您能跟我们说说当年调查的流程和细节吗?

毛宗武:五十年代大调查的整个工作紧张有序,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值得研究的乡、村进行系统调查,核对之后形成材料。盘承乾和邓方贵他们大概有七个瑶族同胞,积极性特别高,就去广西民委请教,提出要创造文字,广西民委给了他们一些调查费,作为资助和支持。尽管我当时是组长,但对于创造文字这件事,不管大家多么积极,我始终没有发言、没有表态、没有参与。为什么呢?因为瑶族太分散了,创造文字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我也没有干涉或者反对他们,任由他们去做,我就做我的调查和研究。结果瑶文创造出来不到半年就撂在那了,因为学不了、不管用,后来也没人学了。他们创造的文字,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新创的瑶文就已经失败了,无法推广使用。对于瑶族语言和文字,政府也没有明确指示,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保留还是不保留,并没有说法。在创造瑶文方面,盘承乾是牵头人,所以这方面的事情,他最清楚,但是几年前他也去世了。那次大调查,他是瑶语最主要的方言(勉方言)的发音人。想要还原那次轰轰烈烈的大调查,其实应该在我们这些人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去做,那个时候还可以把当时的参加人集中起来,退休之后人们就都散了。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要去了解大调查的情况,的确非常非常难,因为参与者要么走了,要么病了,要么不好找了,剩下活着的还能找到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找到了可能很多事情也都忘记了。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还原一些当年的情形。不过,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很值得做。尤其是当时调查的材料,工作结束后都要求统一上交,很多人还是按照规定统一上交了的,这些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另外,最好趁着还有一些同志健在,把有关情况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算是我们亲历者对历史的一份责任。当时调查的材料,尽可能收集起来,我一再强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怎么做研究?我的意见,最好可以汇集起来出版,让所有治学的人都用上。

龙国贻:好的,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去做!毛先生,您一生调查了多少土语点,统计过吗?

毛宗武:实在太多了,没有统计过,多得我都数不清了,现在也不记得了。当时就是听说哪里有瑶族,就到哪里去调查,把材料记录下来,然后再核对。语言差别比较大的,就做了重点调查。比如:《苗瑶语古音构拟》里的瑶族点都是我重点调查过的点,王辅世也认可我的调查材料。又比如说,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叫你到连南去,当年我就重点调查过藻敏方言,知道它和其它方言不一样,差别比较大,我就让你去重点研究它。

龙国贻:是的,当时就是因为跟您通了那个电话,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定为《藻敏瑶语语音研究》,那几年就扎根在连南,2016年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就是之前送您的那本书,今年入围了第八届胡绳奖。我们都知道,瑶语各方言间都有一些差别,那么,在您看来,哪个方言是属于源头的一方?换言之,苗瑶先民最早在洞庭湖一带生活繁衍,后来逐渐向各处迁徙,他们迁徙的路径,您心里有过相对确定的答案吗?

毛宗武:没有,这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瑶语方言这么分散,我是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但是没有看到过历史方面的材料。那时候主要就是为了创造文字,主要就是共时描写,忽视了语言的历史研究。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要想深入研究语言,要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应该互为佐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瑶语的历史研究得很不充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很希望你们能深入推进。为什么瑶族这么分散,为什么大瑶山没有瑶族,这些都是我很想解决的问题,期待你们来帮我解决。

龙国贻:好的,这正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目前我已经把搜集到的苗瑶语材料做了语素的切分,接下来准备在您的指导下做瑶语历史研究。

毛宗武:好的,我很高兴。

龙国贻:毛先生,您毕生奉献给瑶语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您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文章,或者哪一本著作?

毛宗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蒙朝吉合作的有关畲语问题的文章。

龙国贻:《博罗畲语概述》,发表在《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毛宗武:对,就是这篇。当年蒙朝吉跟着我,做了很多地方的苗瑶语调查。所有人中,蒙朝吉跟我合作调查得最多,江浙一带的畲语,就是他跟着我去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了问题:原来《辞海》、《辞源》里都说畲族没有语言,我们调查去了之后,到广东调查发现他们有语言,后来写了这个文章。假设当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还说畲族没有语言呢,字典里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创见。

龙国贻: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上一条:95后女孩回村从教,要用知识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下一条:笔墨写春秋,重彩塑人生——访云南现代重彩画派原创者之一、桂林师专教授刘绍荟先生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