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回忆陶行知先生在南宁、桂林进行的生活教育实践活动——纪念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1991）
文/植恒钦
【植恒钦，曾任民盟桂林市委副主委，1952.10-1958.8任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副校长（1952.10-1955.7代理校长事务）】。
今年（1991年）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陶先生毕生为中国普及人民大众教育而奋斗，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坚贞不拔的民主战士。五十年前，我有幸聆听到陶先生的教导，从此也就爱读陶先生的文章和诗歌，崇敬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今天我以崇拜者的心情，写下此文，表示对先哲的深切怀念。
陶先生曾两次来广西宣传抗战救国，推动广西普及抗战教育，动员广西人民为救国贡献力量，广西人民都积极响应。特别是青少年把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抗战教育积极付诸实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肩负救国重任，敦促桂系团结抗日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抗日爱国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等二百七十五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成立。救国会成立后，即分派代表奔赴西北和西南，发动各界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白崇禧等，敦促他们逼蒋抗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趁准备出席1936年8月在英国召开世界教育会议第七届大会之机，提前于4月下旬离开上海，前来广东、广西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做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陶行知到达广州时，李宗仁即邀请他来广西观光和讲演，并与陶行知一道离开广州回广西。
5月6日，陶行知和李宗仁一道乘轮船抵达梧州，当即在李宗仁陪同下到广西大学讲“抗日救国问题”。在演讲中阐明了新大学之道。他说：“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亲大众，在联合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一切都为大众的幸福出发没有行不通的。现在为大众幸福着手的，莫过于抗日救国，粉碎日本大陆政策！大家向着这个目标进行，一定能够找得共同的路线”。他的演讲，议论精辟，全场师生以如雷的掌声表示拥护。
5月8日，陶行知抵达南宁，接受南宁《民国日报》记者访问，他说：本人素来在教育界服务，然救国工作人人有责，本人始终主张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打成一片，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步步压迫侵略，所以非抗日无以言救国，若国之不救，教育何为？
从10日到19日，陶行知先生在南宁作了16次讲演，讲的主要内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的出路”、“大众教育”、“小学教师的任务”、“小先生的责任”等。
10日上午陶先生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邕宁国民中学演讲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与大众解放运动联系成一件事，我们要解放大众起来，大众有自由，才能争取民族解放，不能把大众的腿和手都捆起来”。后来，对广西学生救国会、南宁妇女救国会干部讲话时也指出：“我们要抗日救国，必定要大众起来才有力量。假如大众一个个的是戴着枷锁镣铐，被剥削得皮黄骨瘦，又怎能发挥他们的力量呢？所以要抗日救国必须对大众解放努力。工人是劳苦大众解放的主力，也同时是民族解放的战士。……中国工人必须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免除那一步更厉害的非人能忍受的剥削……”
当日下午，陶先生到教育研究院的幼稚师范班讲话，他看到一群天真活泼的学生，很高兴，大加赞扬。陶先生在《树下谈话记——怎样才可以做一个前进的青年》中写道：“村里有一个女学校，学生个个是赤脚大仙。我对于她们的认识是：
一群野姑娘，好像没规矩；
教她穿袜子，嘴许心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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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烂规矩，创造新规矩；
无须人干涉，万事自作主。
-
有弛也有张，才是自由乡；
令人留恋处，仿佛在晓庄。
“这里的同学是天真烂漫，对于世界、国家的大事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门外就是六、七株很大的榕树，像撑着大伞，排起队来，站在江边侍候着。我们将近一百人在两棵树中间坐了下来，正是：
大树挡太阳，清风来邕江；
坐在古碑上，大事共商量。
这真是别有天像非人间。我们的有意义的讨论就这样开幕了。
一位同学像爆蚕豆样爆出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做成一个前进的青年？”
陶先生与学生的谈话在一问一答，共同探讨中进行，共同去寻找真理，前进的青年形象也就展示在面前了。“什么是前进？”
陶先生说：“你们大家想想看。这是个根本问题，我们倘使不能明明白白的答复这个问题，前面的讨论就会落空。什么是前进？”
“反日是前进。”
“反封建是前进。”
“反个人主义是前进。”
“为大众谋幸福是前进。”
“教大众觉悟是前进。”
“教大众联合起来是前进。”
“和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争取解放是前进。”
“追求真理是前进；固执成见是落伍。”
“行动是前进；空谈是落伍。”
“斗争是前进；妥协是落伍。”
“......。”
次日，陶先生对国民党广西省党政人员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出路问题》。他阐明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武装全国人民，对日实行抗战。一定要抗战，国民党员要负起唤起民众，领导民众的责任。要领导民众，就要自己深入民众，先受民众的领导，然后才可以领导民众。他说不久的将来，必有一次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各位负党务责任的同志，应该在非常时期，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大家团结起来，去完成复兴中国的任务。
后来在省政府礼堂，对全市党政军机关官员及公务员二千余人再次演讲《中国的出路》时，把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揭开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幕。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并吞全中国，而且要覆灭全世界。陶先生列举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压迫下的东北和华北人民过着悲惨的牛马生活。二、撕开南京政府的假面具。陶先生说：“南京政府不抵抗，让美好国土一片片地丧失，一面还厚颜与敌人杯酒言欢，高谈亲善，无耻之极！”“你南京政府不抵抗也罢了，还要压迫老百姓，不许他们抵抗，还要把抗日救国的人当着罪犯来枪杀。”三、讲了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悲壮热烈的情景，然后说：“我们要把全国的抗日救国战线连起来，共同努力奋斗！”四、中国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对日抗战。陶先生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把所有要抵抗的人联络起来，有兵权的人联络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有人不愿抵抗，就是汉奸，就应该打倒！打汉奸不是打中国人，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陶先生还对学生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所谓学生就是学习人生之道，现在人生之道是什么？即是中华民族生存之道，若是国家灭亡了，我们也就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学生的责任是如何救国，学校的功课应该立刻更改，务与救亡工作互相关切”。他号召学生要做唤起大众的工作。
陶先生在维新镇中心校对小学教师讲了《大众教育和小学教师的任务》，他说：就教育本身说，它是大众所有的教育，是大众所办的教育。也就是为大众解除痛苦，为谋大众利益的教育。怎样办大众教育？
(1)要承认社会即学校；(2)即知即传，互教共学；(3)要以新文学作教育工具；(4)与抗日救国运动结合起来。
至于小学教师的任务，他说：
(1)追求真理，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正确的认识：(2)要说真话；(3)要驳假话；(4)要虚心地跟小孩子去干，然后才知道小孩子的需要，知道他们的需要，然后才可指导他们；(5)教学生做小先生，即知即传，不要做守知奴；(6)和学生及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
陶先生在省党部大礼堂对全市小先生团六百余人演讲时，说到小先生的责任与其工作的进步法：一、从学校的小先生变社会的小先生；二、从个人的小先生变集体的小先生；三、从自己做小先生到劝别人做小先生；四、从教人读书的小先生变教人抗日救国的小先生；五、从大头的小先生变成虚心的小先生。陶先生的讲演深入浅出，明了易懂，趣味浓郁，听众振奋，鼓掌之声，不绝于耳。
陶行知先生在南宁期间，把全部精力放在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上，他说“现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救国运动都是在地下活动，只有在广西可以在地面上活动。”因此，他不辞劳累，不论什么时间，只要邀约他去演讲，座谈，他都愉快地准时到会，从不失约。原拟来柳州、桂林参观游览的，因须赴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大会，未便在广西久留，乃于20日离邕去香港。
二、在桂师演讲，号召坚持团结抗战教育
1936年7月，陶行知先生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抵制日本侵略，历时两年，取得巨大成就后，于1938年9月回国，经武汉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提出《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会议结束后，11月来桂林筹组生活教育社总社，考察广西战时教育状况。陶先生在桂林逗留期间，唐现之先生特地邀请陶先生来桂林师范学校对师生作演讲，在师生中树立生活教育理论创造者的形象。
桂林师范学校是唐现之先生于1938年创办的，唐先生任校长，于秋季招收首届学生。当时有师范一班，简师一班，师资训练一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人。那时我是师范班的学生，有幸能听到陶先生演讲。
唐校长是南京高师学生，接受过陶行知先生的教导，对陶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倡的小先生制运动，非常钦佩，也曾致力推行。唐现之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工作时曾采用了晓庄师范的办学方法，因一些人反对而不得推行。1936年，陶行知来南宁宣传抗日救国的时候，唐现之先生也在南宁，他在南宁《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陶行知先生》，赞扬陶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制运动。南京高师、晓庄师范等四校校友举行茶会，欢迎陶先生，唱陶先生创作的《锄头歌》，由唐现之先生致欢迎词，唐现之先生很想在广西办一所晓庄师范式的学校，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他创办桂林师范学校，就是在陶行知先生的“培养一百万个师范生，办一百万个小学，改造一百万个农村”的教育思想主导下，把校址设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这里有广阔的荒地田园，是很理想的培养新型师范生的场所，对把学校设在城里“教人吃饭不种田，穿衣不种棉，住屋不造林”的传统教育是一个革命。
12月4日，陶行知先生在唐现之校长的陪同下，从桂林来到桂林师范，稍事休息，便对全校师生演讲，题目是《世界形势和抗战教育》，在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访问28个国家和地区的观感和实施抗战教育的方法。
陶先生说：“八·一三”(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军民英勇迎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以前，外国人士眼看着中国的国土一块一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没有抵抗，他们看不起中国人，鄙视中国人；“八·一三”以后，中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外国人一变而为恭维、敬佩中国。在美国我们无论到任何地方演讲都受到热烈欢迎，起立鼓掌致敬。听到中国的名字都欢呼，表示对英勇抗战的中国致最崇高的敬意。
陶先生说：中日宣传战很激烈。为了争取外国朋友同情、支援我们的抗日战争，我们集合朋友组织了一个“中华经济研究社”，搜集资料，尤其是欧美各大国输入日本的军需材料，从所得资料看，美国输入日本的军需材料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从英国输入日本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五。
陶先生说：美国人士问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应如何帮助你们呢？”我们答复他：“日本所买的军火当中，美国运往日本的，一百块钱占了五十四块半钱，要是我们死掉一百万人，有五十四万五千人给美国人的军火杀掉了。”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洛杉矶听陶先生这么说，便站起来对听众说：“应如何处置？”群众大呼：“切不可再卖军火给日本！”“我们死掉一百万人，有十七万五千为英国的军火所杀掉。”这个数字美国上议院发表了。美国人民积极的提出“不参加侵略行为”，停止装运输往日本的物资和抵制日货进口的运动发展很快。罗斯福总统是同情我国抗战的，他说“侵略者如同虎烈拉”【按：虎烈拉：即霍乱cholera】，必须隔离开来。他们组织了“中国之友社”促使各集团联合成立援华委员会，把个别援华走向集体援华。英国大臣艾登在日内瓦也公开的说：“民主势力实受到中国的保护，他们如此英勇抗战，实在使我们惭愧。”
陶先生说：中国英勇抗战，中国有“国格”了，受人尊敬了，人家都愿意替中国讲话，在美国有七百六十多人代表中国宣传抗日救国，这些人中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高丽人，也有日本人，我们理直气壮，到处说老实话，到处受人家欢迎。而日本四处招摇，人家都嫌他们说谎，都不理睬他们。我们在国际宣传战上打了胜仗。陶先生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国抗战很有利。美国人民支持我们，苏联人民支持我们，英国在转变，法国是跟英国走的。世界人民反对侵略的呼声很高，促使美、苏、英、法走向集体安全的道路，反法西斯阵线在逐步形成，人民力量在发展和壮大。
海外华桥怎样呢？陶先生说：一年前，华侨中党派复杂，彼此水火不相容，有自相残杀的所谓“堂斗”。自从“八·一三”以后，大家都精诚团结地联合起来、统一起来、组织起来，不再闹意见了。现在华侨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共同研究中国、打听日本、打听世界，对祖国的抗战寄托着无限的愿望。他们组织宣传团、歌咏队，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歌曲；他们积极抵制日本货，提出口号“宁可不穿裤，不用东洋布”，许多外国朋友也响应地抵制日货，把日货烧毁。他们踊跃献金，把捐款全部汇寄祖国。新加坡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对贩卖日货的商人，采用割耳朵办法来惩罚。有一百人被割耳朵，我劝他们用教育办法，不要割耳朵，割掉耳朵会影响听觉。目前华侨已经团结起来，爱国热情很高。
陶先生说：“我们抗战需要国际援助，但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教育人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
陶先生说，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就是倡议实施普及抗战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建国。“现在……已经展开全面抗战，我们必须普遍的在各方面的生活里引起一种利于抗战的变化。我们要用全面教育来配合全国抗战，以造成全面的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职业、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我们必须把民族意识的教育普及到敌人的后方去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之阴谋。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帮助做到“地失人在”之境界，以恢复所失之领土……”。
如何推进普及抗战教育？陶先生提出了如下的原则：一、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二、抗战建国之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三、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四、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之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五、即知即传。六、节省时间，使忙人也能受教育。七、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陶先生说：全面教育就是实施全民抗战教育，要总动员起来实行全民普及抗战教育。
陶先生讲话结束后，有个同学问他：“您在美国不是很好吗？在这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回国准备干些什么？”陶先生很和蔼地说：“在美国虽然好，但那是别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那里的工作，已有许多人在做了。如今国难深重，犹如母亲患重病，我怎能在异国他乡袖手旁观？在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很多人去做，我愿做一颗螺丝钉，起个螺丝钉的作用。”
最后，唐现之校长讲话，说：“我们全校师生要齐心协力，实施抗战教育，把桂师办成陶先生所讲的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学校”。号召大家学习陶先生提倡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在普及人民大众教育运动中，发挥螺丝钉作用。
唐校长成了宣传生活教育理论的积极分子，只要我们在教室自修，他都进来给我们介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一次，他说“我原名唐谷，我很崇敬我的老师陶行知，我更崇拜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我决心要实践生活教育理论，因此，我更名为唐现之，意在我唐谷来实现之”。后来，我们的教育学课，唐校长亲自教，讲的都是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论。
1941年，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教材教法和参观实习。唐校长聘请戴自俺先生来桂林师范担任辅导部主任，并兼任我们班(师一班)的导师教我们的教学法课，指导我们参观实习。戴自俺老师是晓庄师范的学生，长期以陶先生的教育理论作指导，从事幼儿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办过幼儿教育，幼儿师范教育。他来校后，以陶行知师范教育理论，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来培养教师。我们在戴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参观实习，更加深了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理解和实践的体会。
1939年11月，唐校长得知陶先生培育的新安旅行团来桂林了，他们在桂林公共体育场演出很成功。为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并受到抗日救国运动的教育，特地邀请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来校观光和演出节目。
12月16日，新旅来到桂林师范。分小组到各班与同学座谈，介绍他们的经历和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经验，他们唱起陶先生写的《小先生歌》，很有气魄。
“我是小先生，
热心好比火山喷，
生来不怕霜和雪，
踏破铁鞋化愚蒙。”
他们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为民族生存的斗争，从华东奔向西北，又由西北走到西南，在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奉献着火热的青春。我们非常感动、非常敬佩。
文艺演出时，新旅同志登台列着整齐队伍，首先唱《新旅团歌》，歌声雄壮，催人奋进。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
《新安旅行团团歌》
同学们别忘了，
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拼命的做工拼命的跳，一边儿学唱一边儿教。
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
同学们别忘了，
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
听啊！
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同胞们，别睡觉。
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
同学们别忘了，
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不怕他水深，不怕他山高，向民众报告，代民众喊叫。
我们是民众的小向导，小向导！
(歌词共两段，第二段从略)
团歌唱过后，演出文艺节日：《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捉汗奸》、《抗日进行曲》等歌舞剧。最后全场共同唱《义勇军进行曲》。新旅同志们年纪虽小，演技却高超，扮演角色惟妙惟肖，十分感人，每个节目演完后，以雷动的掌声，向演员致敬。新旅为了在两江圩和附近的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他们在桂林师范住了好几天才离去。
从那以后，桂师掀起学新旅的热潮，开展社会活动，到附近农村，教儿童唱歌，组织儿童歌咏队，在农村大唱抗战歌曲。在福村办起文化夜校，由我们同学轮流去教课。苏桥(现改名大溪河)有所陆军医院，收容有好几百从前线负伤归来的战士。我们组织“伤兵之友”小组，利用星期天前往慰问，演出节目，代写家信。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为我们寻找真理打开智慧之窗。
三、生活教育社的成立，为推动抗战教育服务
陶行知先生为了筹组生活教育社总社，在桂林邀约了一些热心生活教育的同志聚会。王洞若、程今吾、陈玮等到会，共同“检讨生活教育之理论与实践”。陶先生说：“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在抗战建国这一伟大时代中，生活教育者有什么任务？有什么贡献？”陶先生提出了他的意见。
有四种任务：一、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二、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求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三、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四、参加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
生活教育的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优点，它的贡献可能就更多了，陶先生说要靠我们在实践中努力创造。
陶行知先生利用他过去与桂系当局有过良好交往的关系，争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总社。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工作，取得了广西省政府的承认，并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备案，生活教育社有了合法公开的地位。
1938年12月15日，在广西省政府礼堂举行生活教育社总社成立大会，陶行知先生亲自主持并讲了话，他总结了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年的历史，号召生活教育社的同志担负起四大任务(即上面说的“四种任务”)在抗战时期，生活教育理论更显示出它的优点，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实践中努力工作做出贡献。陶先生说“我相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互助的新世界。白崇禧、郭沫若、邱昌渭等出席大会也讲了话。当时在桂林的王洞若、程今吾、陈玮和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后，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中山纪念学校等在两千人的大会上演出文艺节目。
经过选举，生活教育总社有李任仁等卅二人当选为理事，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王洞若、杨东莼、操震球、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程今吾等十三人为常务理事，社址设在中山纪念学校(即今的中山中学)。生活教育社出版有《生活教育通讯》，以加强社员联系，促进社员互助，交流工作经验，报道战时教育实施，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件。1939年6月，生活教育社机关刊物《西南儿童》创刊，由陆静山主编，后来还出版“幼儿文库”等五套幼儿园读物，很受欢迎。1939年元月，生活教育社举行报告会，邀请徐特立主讲：中国农民运动和解放区教育工作问题。4月，生活教育社举行第二次报告会，请叶剑英主讲《积小胜为大胜》，演讲有声有色，感人肺腑，不时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1938年11月30日上午，陶行知先生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中途遇警报，分会执事陪陶先生到雄山岩躲避空袭，在岩洞内继续演讲，老百姓也感兴趣，围拢过来听。陶先生就路上和岩洞的所见以及自己在岩洞演讲的体会，提出《岩洞教育的建议》。建议说：“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并提出具体办法：“每一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每一小山洞为一课室，山洞内外应有教育意义之布置及处理”；“全市组织桂林战时普及教育团。再依据山洞数，组织教育分团”。陶先生还拟定了“岩洞教育内容”第一阶段方案以及“普及教育团团员之训练办法”等。
为了使“岩洞教育”得到广西当局的支持和保护，在陶先生的推动和杨东莼的积极活动下，广西当局成立了一个“战时教育研究会”和“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一些热心民众教育的专家参加工作。
陶先生还草拟了《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作为普及民众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陶先生听说新安旅行团要利用岩洞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十分兴奋地说：“战时教育就是战争时期的生活教育。战时教育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要适应战争的环境和民众的需要.你们利用桂林独有的岩洞，让民众在躲飞机的时候能受到抗战教育，这是你们的新创造，就叫它“岩洞教育’吧！希望你们赶快把它试验起来。”陶先生还说：“试验未普遍举办之前，得约孩子剧团、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及本地富有民众教育经验之团体，各选定一大山洞举行试验，交换所得，在试验之时顺便帮征求团员，以便政府扩大组织”。
陶先生为了赴香港筹备晓庄研究所经费，于1938年12日17日离桂林南下，经柳州、南宁等地，考察广西教育情况，12月23日离开龙州去香港，发表了《在大转机中活跃的广西》，赞扬了当时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效，他说：“广西不单是有组织，教育比较普及，而且老百姓自发的爱国精神，更值得钦佩。”这也是当时广西当局重视国民教育，大力推行小先生制运动，大办民众教育取得的成效。
四、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活动的片段
新安旅行团是陶行知先生培育起来，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并身体力行的教育团体。他们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为指针，在党领导下积极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少年儿童的革命旗帜。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安旅行团即担负起抗日救国宣传重任，从江苏奔赴大西北，又从大西北到华中，再从华中来到大西南的桂林。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普及抗战教育做出了贡献，这里简要叙述新旅在桂林的一些活动情况。
1938年11月16~17日，新旅从湖南来到桂林，一时找不到住处，便露宿在公共体育场的舞台上，后借宿于七星后岩道教的庆林观。稍事安顿后，即联合孩子剧团于20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歌舞剧公演，招待桂林市的小朋友，为在桂林市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运动打开场面。
12月8日，《广西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的《岩洞教育的建议》后，新旅立即积极响应。在陶先生的鼓励下，新旅和生活教育社的同志，结合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组织了一个“岩洞教育服务团”，在七星后岩开展岩洞教育，他们一边实践，一边研究和丰富教育内容。他们在岩洞的石壁上用石灰水写上大标语：“岩洞是我们的好课堂”“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他们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工作。警报后，人们都拥进岩洞躲避敌机轰炸。这时新旅负贵宣传的挂起用白布绘制的形势地图，向群众宣传战争形势；负责了展览的在岩洞口右边挂起几十幅放大的照片和漫画，组成画廊，将旧军烧杀、奸淫、掠夺和人民的反抗一幅幅画面，系统地陈列在广场上，组成日军暴行展览；负责扫盲的开展抗日识字活动；负责歌咏的教青少年唱抗战歌曲，岩洞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新旅开展活动后，人们即进入安静，秩序井然。人们在这里不再感到敌人轰炸的恐怖，而是增加了对敌的愤怒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新旅的总干事徐之光同志为岩洞教育写了一首歌，由黄中一等同志集体谱曲，这支歌曾广泛流传在七星岩一带，其歌词：
老百姓天天忙匆匆，没有钱也没有空。
平时想把书来读，好似蛤蟆上天宫。
敌人送来好机会，岩洞是我们的好课堂。
洞外敌机在轰炸，洞里的歌声比它响！
认几个字儿听个讲，国家大事来商量。
知识好比大炸弹，帮助我们打胜仗！
岩洞教育开展起来后，它一下子就成了桂林的重要新闻，受到社会上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赞扬。徐特立同志路过桂林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现场，徐老说：“祝小同志们把抗战宣传和民众教育的工作做得更好”。苏联塔斯社记者卡尔曼把新旅办的岩洞教育和一天的活动拍成记录电影，取名为“小英雄”向世界广为宣传。
新旅在桂林扩大了队伍，由原来的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为了做好去西北的准备，于1939年1月1日成立了“新安旅行团西南工作队”，在桂林的一切活动就用西南工作队的名义进行了。新旅到桂林时就提出口号“儿童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工作”。他们以西南工作队为主干，在全市各中小学校里全面展开了抗战教育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把所有的少年儿童都组织到抗战工作中来。西南工作队联合桂林儿童战时服务团，发起组织“桂林市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座谈会”由各儿童团体的代表自愿参加，每周在省抗敌后援会集会一次，互相报告本组织一周来的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协商下一周的抗战宣传活动，凡属全市性的活动，均由“座谈会”共同讨论决定和组织实施。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中山纪念学校的战时儿童服务团，江苏教育学院的儿童教育团，桂林实验小学的儿童工作团等的积极响应。随后，全市各儿童抗战组织都先后加入了“座谈会”组织。
“座谈会”对一切可以利用的纪念日、节日，以及一切有利于动员民众坚持抗战的官方活动，都竭力把全市的少年儿童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或组织公演活动。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或作口头的街头演讲宣传；普遍组织街头墙报进行文字与漫画宣传；或者开展对伤兵、出征军属的慰问和种种服务活动，配合官方开展市民的“抗战献金”活动等。“座谈会”成为1939年桂林市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有声势、最生动活泼的一支力量。
1939年到1940年春天，新旅在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充分利用当时广西在政治上还比较开明的有利形势，组织工作队和工作组在桂林附近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2月成立了约二十多人的乡村工作队，先后在临桂县的万正乡、万自乡、甲山村，临桂大村等地农村里，学着当年华北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工作方法，把农村的多数群众组织起来，农民成立农民夜校，妇女组织姐妹会，把少年儿童都组织到抗日儿童团里，分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还组织有西郊工作队，东郊工作队、良丰工作队，浙东前线工作组，贵阳工作组，分别前往那些地方开展抗战救国活动。派出“伤兵之友”工作队到临桂大圩镇第六、第七两个伤兵医院开展伤兵工作，进行慰问演出，办文化夜校，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行抗战形势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伤兵们的觉悟。遵照李克农同志的指示，派工作队去兴安界首向八路军伤病员慰问演出，为八路军伤病员接上党的关系，控告国民党给八路军伤病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待遇。
1939年春，金山同志率领“中国救亡剧团”去新加坡等地，向海外华侨宣传祖国抗战。党决定派新旅的党员范政同志去参加，以新旅的名义，代表在抗战中的祖国少年儿童，对华侨进行慰问和宣传工作，感谢华侨不断向祖国捐赠医疗药品、器材和捐款。回来后，写了《海外一课》，并向桂林市的青少年作了口头汇报，得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着掀起反共高潮，广西当局与蒋介石集团有合流的可能。周恩来和李克农同志曾多次指示新旅要作准备，一方面要坚持斗争，一方面要准备在环境一旦恶劣时作必要的撤退。
新旅在国民党统治区比较红，革命面目引人注目，采用“新安学校”的形式，对新旅可起到掩护作用，还可以继续实验陶先生生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杨东莼同志于1940年向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提出，要求在桂林恢复办新安学校。
新旅的部分同志在桂林西郊致和村创建了桂林新安学校，汪达之同志兼任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是纪字，后是张泉，总务主任是童常，1940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设在一座古庙和借来的几间民房里，学生约一百多人，主要是当地农民的儿女、我党干部子女、和新旅派去学习的小同志，也有城市居民和国民党军官的子女。
当时分高、中、初级班教学，采用复式教学，学生实行集体主义的生活制度。由于教师和辅导员发扬民主，将新旅一些集体主义生活制度同学生实际情况适当结合起来。因此，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热爱集体，师生之间团结友爱，老师对一些年纪小的寄宿生特别关怀，学校成为桂林市的一所新型学校。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桂林的政治形势大为逆转，党组织决定新旅和新安学校的同志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7月新旅和新安学校的同志分批秘密离开桂林，经香港、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盐城县城。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趾高气扬，大骂共产主义，鼓吹“国粹”，推行复古，教育陷入困境，犹如一塘死水。生活教育的实践被迫转为地下活动，继续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指导青少年走革命的道路。
1991年7月
【附记】
本文资料来源：
1.《南宁文史资料》1987年第二辑
2.《桂林文史资料》6、9、10、12辑
3.《陶行知全集》第三、四卷
【注】陶行知是民盟中央常委，一九四五年担任民盟重庆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发行人。
（一审：方陈灵；二审：赵玉梅；三审：于群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