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之花

2020年10月23日 14:59  点击:[]

凌世君,市委政研室(改革办)副研究员。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桂林古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桂学研究会特聘专家、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桂林市委机关刊物《今日桂林》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本土文化研究, 范围涉及文化、旅游、规划、城建、园林等。主持完成桂林市哲社首批重点课题《桂林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市科技课题《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古街区、古建筑调研》等。主要著作有《三山之旅——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独著)、《百年光影—桂林城市记忆》(策划、副主编、主要编撰者)等,发表论文10余篇。2011年7月,策划《百年光影---桂林城市记忆图片展览》,2014年执笔完成市委、市政府“寻找文化的力量”重大文化课题宗教文化专题调研报告。曾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桂林市社科大奖第二届“桂林市独秀社会科学奖”、第二届桂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类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政府奖)。

本土之花

凌世君

大学刚毕业那年,为了出一本书,单位派我到图书馆去查历史资料,范围是1930年到1949年桂林出版的期刊报纸,摘录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内容。当时复印机还不普及,加上民国以前的历史资料也不允许复印,所以,那个年代发生在桂林的每一个文化事件,只要登了报刊的,我都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这是一份十分枯燥、繁复的工作,但也让我受益匪浅,由此构建了对民国桂林的整体印象。

民国的桂林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个名字——桂师,全称是桂林师范学校,有时又按驻地名称称为两江师范。桂师的校长唐现之,是教育家陶行知的高徒,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行动力的教育家。桂师创办于1938年8月,这正是国难当头,国土日渐沦丧,大批文化人、文化机构南迁桂林的时期。唐校长大力推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蔡元培“兼容并蓄,学求民主,学习自由”的办学方针,引导学生走自主、自理、自觉、自动、自治的道路;主张学生毕业到社会后应教育唤起民众,保家卫国,成为社会的栋梁;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毕业院校,聘请优秀教师、知名人士到校任教等。唐校长还经常请名人到学校演讲,比如,请陶行知到校讲“世界形势和抗战教育”,请梁漱溟讲到延安的见闻及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经过;他不干涉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桂林师范学校具有浓郁的民主氛围,师生思想进步,一时间,小小桂师,名满广西。

如果说,从旧报纸上认识的桂师,多少有些隔膜的话,那么,我身边一个个鲜活的桂师人,让我对桂师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我小学时的启蒙老师以及校长,就曾经是桂师的老师,我仍然记得他们一丝不苟,给我们上课的样子。老校长姓周,当时就已满头白发,一只脚还有毛病。另外一位女老师姓马,矮矮小小,戴付眼镜,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偶尔还会在街上遇见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桂师的老师,怎么会去当小学老师呢?如果我报出我读的小学的名字,你们就不难理解了:桂林地区“五.七”干校附属小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周校长、马老师,丝毫没有因为自身命运的挫折而懈怠教师的职责。八十年代,周校长和马老师平反后,又回到了桂师,周校长还担任了桂师的校长。我的母亲差一点应周校长的邀请,调到桂师工作,我也差一点成了桂师子弟。我母亲没有到桂师的原因也是现在的人难以理解的:我外婆一直由我母亲赡养,家里存有一口外婆百年后要用的“老房子”,搬到城里无处存放。为了外婆能够心安,我的母亲一直不曾离开东郊。“五.七”干校撤销以后,那里成了地区园艺场。恢复高考那年,园艺场只有两个考生被录取,都是上的桂师,我依然记得其中的女生、后来的女作家孙如容站在我家门前,意气风发的跟我那人缘极好的母亲告别的样子。

我还认识一位桂师的校友,现已98岁高龄的魏华龄老先生。我曾经问过魏老,是怎么到桂师读书的?魏老告诉我,当年已在龙胜任小学教师的他,听他的一位老乡,回乡过暑假的桂师学生罗善屏说桂师如何如何好,环境好、学风好,老师好,而且完全公费待遇,所以报考了桂师,并被录取的。在桂师的三年,影响了魏老的一生。

魏老是文化城的亲历者,建国后长期在领导岗位任职。魏老心系抗战文化,自60岁开始全身心投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 38年来,他在写作大量论文的同时,撰写出版了《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上、下)》、《九十自述》、《桂林抗战文化史》等多部著作,主编出版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两本)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多卷。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发起成立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以后,又担任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他积极领导会员们展开各种学术活动,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热情引导一批批青年学者走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之路并在其间大显身手。他以蓬勃的热情、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彰显桂林抗战文化的魅力,也以自己的学问和成就支撑起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实力和品位,他实际成为这三十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旗手。如今已98岁的魏老仍然笔耕不辍,经常给我们刊物投稿,为桂林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也曾经听魏老说起,介绍他去读桂师的进步青年罗善屏,在柳州剿匪时牺牲了。我曾经在档案部门工作,在翻阅革命历史档案时,我了解到桂师有许多年轻的学生,为了理想,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青春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个中师学校,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其中的分量,是有多重啊!

如果你以为,桂师培养的是如魏老那样的学者,抑或是一些职业革命家,那也是一种误读。桂师大量培养的,是基础教育的师资,是如瓦尔娃拉•瓦西里叶夫娜那样平凡而又伟大的乡村教师。如果可以做个统计,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的老师,曾经是桂师的学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遥想桂师创立的年代,广西以及首府桂林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嬗变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现代教育集中发力的时期,产生了许多教育大家,比如名震华夏的大教育家雷沛鸿,在广西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迅速提升了广西人的文化素质;比如有“北蔡南马”之称的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为广西建设培养高级人才。民国时期桂林的师范教育也可圈可点,那时的报刊上,还经常出现特师(特种师范,即后来的民族师范)、艺师班(艺术师资训练班)等名称。桂师成立的第二年,桂林文化城逐步形成,大量的学校南迁,加上本土原有的院校,桂林的高校、中师、职校,有20所之多。7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想往事,当年的院校风流云散,只有扎根于本土的两所师范院校,依然生命之树长青。其中的桂师,这个为开启民智,为基层教育输送园丁的学校,依然如花般盛放在桂林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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